维持道德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辩论、建议、规劝等等。

实定的制度即使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是依据制度的制度研究，在制度的框架内依据制度的内在逻辑进行的制度研究，而制度本身则被作为争论的前提。（4）与私法是调整对等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对立的法律相比，行政法除调整复杂的利益对立与冲突外，还致力于实现行政目的即公共利益，为此，在行政法中承认行政权优越地位的情况较多。

行政过程论认为在对行政的各种活动进行法学考察时，必须考虑作为整体的行政过程，但应当考虑的行政的范围如何确定是个问题。但传统行政法学将依法行政原则局限于行政行为概念的层次，将依法行政原则等同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可见，行政过程论与传统行政法学理论并无多大差异，只不过是对于行政现实的理解不同而已。[85]可见，行政过程不仅是有关行政行为的作出过程，而且往往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行政行为组成，行政过程方法论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不仅将传统行政法解释学所关注的行政行为作为考察对象，而且也把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方式以及行为作出之前的内部过程等都纳入到了行政法学的考察视野之内。[110][日]晴山一穗：《行政法の变容と行政の公共性》，法律文化社2004年版，第205页。

[65]对行政活动进行动态考察是现代行政法研究行政权的功能、作用的主流趋势。作为现代行政的特征，在个别的事例中对市民进行的行政活动，除行政行为之外，正多样化为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其次，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德国的宪政建设发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后，因此又面临着独特的问题背景，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

同时，魏玛宪法也规定了详细的基本权利条款，继承了1848年保罗教堂宪法的精神。1848年5月18日，各邦选出350名代表，达到法定人数，全德国民议会在法兰克福的保罗大教堂召开。首先，《联邦德国基本法》进一步强化了对人类尊严和基本人权的保护，在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了人的尊严条款，作为整个基本法的基础，同时调整了《魏玛宪法》中国家制度与基本权利两章的顺序，将基本权利作为宪法第一章，以强调吸收纳粹暴政的教训，捍卫国民基本权利的决心。从外部环境而言，当时欧洲诸侯争霸的格局也决定了普鲁士不可能走彻底的宪政改革的道路。

[19]1848年10月，与会代表就基本权利问题达成协议，并于1848年12月27日以关于德意志民族基本权利的帝国法获得通过而生效。皇帝在帝国的宪政结构中拥有特殊地位，至高权力。

历史发展总是出人意料的。例如，哈登堡1811年和1816年分别颁布《调整敕令》和《王家公告》，规定农民必须支付一定的对价才能购买封建义务、获得人身自由。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会议大选。安德森也承认，若以绝对主义国家建设的标准来看，英国与波兰一样都是失败的，只是两种失败的后果却是如此天壤之别。

在列强林立的欧洲国际局势下，通过宪政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缺乏必要的条件。在东欧地区，普鲁士和俄罗斯是两个比较成功的完成了绝对主义君主制的国家，波兰则由于无法完成绝对主义君主制的转型，由地区性的大国和强国沦落为受人宰割的小国，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由于长期把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职位，需要应付来自于东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压力，不得不进行对土耳其的长期战争，最后形成了混合制的绝对主义君主制。[4]早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就传播到了德意志地区，唤醒了德意志民族的现代意识，激起了德意志民族在精神层面的热烈而深沉的反响。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通过三次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却难以实现建立现代自由民主宪政国家的任务。

[5] 参见康德：《什么是启蒙运动》，载氏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31页。（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

由此而论，根据目前人们的观点，对有些谋杀犯必须处以最严厉惩罚，也即死刑。但我国宪法提倡公民道德，这意味着宪法在承认人的自主的基础上，相对划分私人和公共的领域，社会公德调整更多针对公共领域。

爱祖国探讨人和国家的关系，爱劳动指的是人的自食其力独立自主的美德，爱科学是启蒙开明的美德，爱人民鼓励公民之间彼此的善良和善意，四种美德处理了个人与自己，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据该款规定，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是限制言论自由的理由之一。爱社会主义的主张是一个巨大的转折，一反道德法律化的思路，提出法律道德化。他在《法律、自由与道德》一文中最后说：毫无疑问，我没有证明这些东西不具有价值并且不值得人类为之付出的苦楚与自由的丧失。在中国当代，传统伦理秩序已经被法律秩序所解放，但伦理情感仍然是人类最为重要的情感之一，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各种守则、公约的制定主体只能是不同范围的群众自己。

公民原则上随父姓或者母姓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观念，符合绝大多数公民的意愿和实际做法。团体生活、人际关系、自立、启蒙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因此，提倡爱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德不单单是将人的主体性当做社会公德的准入线，还将其作为最高的社会公德。

第三，社会公德的判断标准是人的主体性。在该书中，密尔这样表述： 本书的两条格言是：第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交代。

但社会公德条款的适用不能直接等同于宪法的民法效力，原因包括：首先，社会公德条款可以吸收的主要是宪法价值体系，无法对宪法具体条款照单全收。自近代以来，法律以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为使命，界分个人和社会的权限，法律和道德出现分化。

而用法律来强制执行道德，会使道德处在僵化状态，公共道德本身是可变的，法律的强制执行则束缚了这一过程。在很多时候，人们是基于对个人或社会重要利益的深切关怀形成道德共识，作为社会公德的伦理道德受到冲击也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利益受到影响，当影响到一定程度时，寻求以法律的手段维护个人或社会利益即成必要。那种视惩罚之目的为一种威慑或者感化或者预防的看法，是一个错误，而且也不是其他什么。进入专题： 社会公德 公民道德 。

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同时，宪法使用了各种守则、公约的概念，说明了制宪者认为，包括道德在内的精神文明规范是可以多种多样的，不同范围的群众标准也不一样。

但既然每个人的道德观是平等的，为着道德观的自由，法律只能作壁上观。[xix]可以以这四种作用为线索，考察姓名权的限制的公共道德理由，附带性分析中国当代道德立法的合宪性。

2008年，韩国最高法院肯定了一个法律条款，该法律条款规定：法院是判定何谓淫秽的最终权威，并且有权判断某个表达是否为淫秽的。具体而言，社会公德的判断标准可以具有以下应用： 首先，以人的自主和独立为主要原则和内容。

哈特对密尔有所保留，他潜在地认为实际上找不到一条划分个人和社会的明确界限，也不能轻易断言个人的行为没有社会影响，不能否认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应该承担起关心国民的家父责任。但当人们因为某种制度而选择保护公共道德时，这一制度本身是否值得保护首先受到拷问。社会又拥有一种助力，就是人们借厌恶或鄙视而加于所识者的一种阻挡不住的自然惩罚。该款虽然表面看起来是国家制定各种守则和公约，实则不然。

该判决除了错误地以社会公德代替法律之外，还存在对社会公德领域和内涵的误判。（二）防止行为的冒犯性 道德观受到冒犯属于一种切实的利益，应该没有疑义。

到了那个时候，相应调整惩罚冒犯少数民族言论的方式也就水到渠成。简而言之，我们只是从反面再来论证一番宪法51条所确立的真理，即不能以社会公德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

如果可以确定一个宪法应该是该国制度的核心体现，则82宪法不仅希望其本身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还希望其成为最高的道德准则和社会规范，宪法真正成为最高法。在联邦最高法院巴恩斯诉格伦 (Barnesv.Glen)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支持了一个州的法律，该法律禁止脱衣舞。